水,第一次成了秦国朝野焦灼议论的共同话题。
旱,第一次使风调雨顺的关中成了秦国的软肋。
曾几何时,水患尚是华夏部族的最大威胁。“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恐怖传说,还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直到战国之世,华夏大地的气候山水格局,仍然是湿热多雨河流纵横水量丰沛林木葱茏。其时,洪水之害远远大于缺水之灾。唯其如此,天下便有了“益水”之说。益水者,可用之水也。盖大川巨泽浩洋不息,水患频仍,耕耘渔猎者常有灭顶之灾。是故,大水周边人烟稀少,遂成蛮荒山林。显然,在人口稀少的农耕时代,水太多是没有益处的。譬如楚国,大泽连天江川纵横,仅仅一个云梦泽,便相当于中原几十个诸侯国。吞并吴越两国之后,楚国广袤及于岭南,国土之大几乎与整个北中国相差无几。然则,楚国虽大,富庶根基之地却只在江淮之间,国力反倒不如中原大国。究其因由,高山层叠阻隔水道,江河湖泊聚相碰撞,以致水患多发,人力远不足以克之,水乡泽国遂多成荒僻渔猎之地,能够稳定聚集财富的农耕沃土倒是很少很少。反之,当时的大河流域却已经是益水之地了。自大禹治水疏河入海,大河水系便相对平稳下来。百川归河,河入大海,没有出路的横冲直撞的盲流大水不复见矣。由此水患大减,航道开启,沃野可耕之地大增。于是,大河流域才有了井田铺排,城池多建,村畴连绵,成了华夏文明的生发凝聚之地。
但是,尽管大河流域已成益水之地,水患却依然多发,各国想得最多的仍然是“防川”。天下水家水工,终生揣摩效力者,依旧是如何消除水患。所谓治水,依旧是以消弭河流泛滥为第一要务,灌溉与开通航运尚在其次。截至战国中期,无论是楚国的汉水过郢,还是魏国的引漳入邺、引河通淮鸿沟,或是秦国的蜀中都江堰,其起始宗旨无一不是防备江河泛滥。
也就是说,对缺水灾难的防备,尚远远没有引起天下关注。
抗御干旱,还远远没有成为战国之世的水利大题目。
其时也,秦人最是笃信“益水”之说。举凡老秦人,都念得几句易辞:“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战国之世,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国运说。秦人自命水德水运,色尚黑。其间,固然有阴阳家的推演论证,但究其根本,无疑是老秦人的益水崇拜所生发。就天下水势而言,秦国之益水丰盛冠绝一时,实在是得利大焉。战国中期,秦国领土已有五个方千里方千里,先秦计算国土之单位。以现代方式换算,一个方千里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五个方千里便是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大体是当时整个华夏的四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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