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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