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大起波澜,孔子故里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
自孔子离世,儒家的政治主张一直未能得以伸展。孟子之后,这个学派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奔走仕途矢志复辟的精神大大衰减,渐渐地专务于治学授徒了。不期然,这种无奈的收敛,却使儒家意外地发展为天下最为蓬勃的学派,各郡皆有儒家名士之私学,堪称弟子遍布天下。与此同时,孔氏一门稳定传承繁衍颇盛,至秦一天下,孔门已经传到了第九代。这一传承的嫡系脉络是:孑乙子、孔鲤伯鱼、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求子家、孔箕子京、孔穿子高、子慎、孑乙鲋子舆。
九代之中,除第八代子慎做过几年末期魏国的丞相,其余尽皆治学。
秦一天下之后,帝国一力推行新政创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举凡六国旧官吏之清廉能事者,尽皆留用;举凡天下学派名士,各郡县官署都奉命着力搜求,而后直接送人咸阳博士学宫。在此大势之下,嬴政皇帝与帝国重臣们在开始时期的见识是一致的:四海归一,当以兴盛太平文明为主旨,尽可能少地以政见取人。也就是说,搜求人才不再如同战国大争之世那般以治国理念为最重要标准,允许将不同治国理念的学派一起纳入帝国海洋。当然,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尺:必须拥戴帝国新政。基于此等转变,嬴政皇帝与李斯等一班重臣会商,决意以对待儒家为楷模,向天下彰显帝国新政的纳才之道。
举凡天下皆知,秦儒疏离,秦儒相轻,其来有自也。孔子西行不入秦,后来的儒家名士也极少入秦,即或是游历列国,儒家之士也极少涉足秦国。其间根源虽然很难归结为单一原因,然儒家蔑视秦人秦风,认秦为愚昧夷狄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在秦孝公之前,秦人对儒家的这种蔑视是无奈的。而自孝公商鞅变法崛起,秦国自觉地搜求经世人才,对主张复辟与仁政的儒家,是打心眼里蔑视的。战国百余年,山东士子大量流入秦国,儒家之士依然寥寥无几。不能不说,这种其来有自的相互蔑视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而秦帝国一旦能敬儒而用,则无疑是海纳百川的最好证明。嬴政皇帝曾经笑叹云:“朕愿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但愿儒家亦有郭隗之明睿也”如此这般,这个近百年几为天下遗忘的曾经的显学流派,被嬴政皇帝的诏书隆重而显赫地推上了帝国政坛:孔鲋被皇帝任命为几比旧时诸侯的高爵文通君,官拜少傅,统领天下文学之士。秦及其之后的两汉,所谓文学之士,是诸般治学流派的泛称;统领文学之士,便是事实上的天下学派领袖。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秦帝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将备受冷落的儒家学派推上了学派
请收藏:https://m.bqee.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