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从史料角度说,基本事实是清楚的,秦亡并无秘密可言。秦亡原因的探究,更多侧重于对既定历史事实以高端文明时代的价值理念给予分析与认定,而不是呈现新的史料证据,提供新的历史事实。这里的前提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是大体完整的,没有重大遗漏的,历代分歧甚或烟雾的形成,原因不在事实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秦亡的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尽管在施政宽严尺度上,扶苏的宽政理念被更看重复辟严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实际处置看,扶苏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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