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道，但是却有着微妙深远的纠葛。太子乃国家储君，变法国策能否延续，太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太子接受何种治国主张，则又是国策变化的根基所在。秦孝公不可能不明白其中奥妙。但是太子正在少年，同时为了安抚元老重臣以保证变法顺利，秦孝公才让公孙贾做了太子傅，为防万一，又让耿耿忠心的兄长嬴虔居左领衔；同时明确告戒公孙贾，三年之内，主要给太子讲授技能性知识性经典，诸如农书、乐书、兵书与儒家六艺等。秦孝公曾对卫鞅暗示，合适时候，将把教导太子的重任交给卫鞅。卫鞅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如何不迟不早，偏偏在墨家刺客暴露而流言四起的时候，甘龙竟然给太子讲书了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尚书洪范篇

　　“景监，我要去拜会公子虔，你以为如何”

　　“该当如此。公子虔乃首席太子傅，也许与他有关联。”

　　片刻之后，一辆粗朴的轺车驶出左庶长府，直奔上将军嬴虔府邸而来。变法繁剧，卫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嬴虔单独见面了。作为现任执政大臣与曾经执掌军政大权的重臣，卫鞅与嬴虔本该经常沟通的。卫鞅心中十分明白此中三昧，然则秉性所致，卫鞅对没有公事内容的诸种拜会与沟通始终没有热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是当时名士们对卫鞅的评价。这种性格在寻常士子身上即或有，也难以极端化的表现出来。但在卫鞅这样的执政大臣身上，则这种极端性格完全可能将人变成冷冰冰的公务机器。繁剧的公务淹没了一切，渗透在卫鞅的行动与生活中。这种无私忘我的禀赋，就在无穷尽的公务中放大了，极端化了。在官场交往中，卫鞅没有私交，惟有公务。与任何人谋面，公事一完立即送客。他处置公务的速度令所有的属吏吃惊，满荡荡两案公文晚上抬进书房，第二天卯时便准时分发到各个官署，从来没有延误过那怕半个时辰。吏员报事，没有人超过半柱细香的时间。卫鞅有规矩，铜壶滴过二十，吏员还不能将一件事说明白，便立即让他下去理清头绪再来。三次超出，便罚俸一石，六次超出，贬职左迁，调出左庶长府。两年多来，卫鞅已经罚了十三人，贬了九人。没有专精公事而心无旁骛的秉性，这种极高的公务速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要这样一个执政大臣去经常性的拜会应酬，自然也是无暇为之了。

　　与卫鞅相反，嬴虔却是悠闲得很。自嬴虔将左庶长位置让给卫鞅，嬴虔的公事就大大减少。官场政坛，公事多少就是权力大小。一个悠闲的官员，即或是位高名尊，假若必须做的公事很少，无疑就是权力已经流失了。秦国的左庶长爵位不高，但历来是兼领军政的权臣位置。嬴虔既然让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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