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摄源乡近株木岭查照部额采割租田六百零七顷”,遵照原景府收租龙票收租。
所以,潞王府庄田的拨勘工作实际上系执景府原来的虚额,按照户部档案的记载,于原有景府庄田的县份内无中生有地强行刮夺民业!此举引起了朝野的强烈抵制。
而乡民则“闻之色变”,集合绪绅会议上请府、县,请求改派或减免;府、县令则联名上请有司处理解决,在朝廷则有司反复题奏进行抵制。
万历十六年八月,户部在上疏的题覆中指出:欲把原来景府奏讨的原系民间佃种的纳粮地土“复归潞王府,恐上亏国课,下病民生。”要求将“其湖广湖地、河泊、州坑原系民产者仍还业主。”
但是,为了这个“诸藩观瞻”,朱翊钧不顾地方和部臣的反对,谕旨:“庄田准给,抚按官与丈勘立界,以便永远遵守。”并且还让“再查相应地土,不妨数外加给,副朕友爱同气至意。”
在具体的拨勘工作中,要把数十年的虚额变为实数,虽有明旨,仍非易事,困难和阻力仍然很大,不能顺利进行。
万历为此龙颜震怒,夺监、司以下官员俸禄,并波及到有关府县官吏,“如布政司左布政司王应乾、分守武昌道左参政赵钦汤等”及有关官员,均被停发俸禄。
在此压力下,被夺俸的有关大小臣工不得不“仰体皇上友爱周亲之意”,“清查备极苦心”,“在各官业已智尽力索,在地方见为竭泽而渔”的情况下,终于变景府的虚数为潞府的实数。
至万历二十一年,户部题:“潞府奏讨景府遗业,已经道、府查补派租明白,请开住俸官员俸。从之。”由此可知,拨勘工作最后使潞王和皇帝满意后,被停发工资的官员才重新开俸。
这样,从万历十六年八月潞王奏讨开始,至二十一年十月拨勘工作结束,共历时五年,潞王终于获得了四万顷土地和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实际上,自明中期以后,投献之风愈来愈盛。早年景王之国时,投献的数量已相当惊人。
万历年间,投献之风更烈,以至在万历三十四年《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还特别提出:“小民因差役苦累,将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百姓不许私卖田产予王府,除以前置买者,姑听家人看守。如仍踵前弊,百姓着有司究惩,宗室长史启王戒谕铃束。”足见投献已为朝廷严重关切的问题。
而投献主要集中的目标是享有特权的王府。时为诸藩之首的潞府,纳献当不在少数。此外,各王府夺买和侵占民产之事史不绝书,于各王庄所在地方普遍存在。
《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亦谓:“有等豪暴强宗,往往擅离封城,于各州县吞占田产,有司知而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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