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申,这其实是他帝王权术的具体展现之一。
而至于封爵赐券的原因,则主要有两点。
一是抚恤功臣。在封建王朝,封爵赐券是一种最高的待遇,皇帝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抚恤功臣,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需求。只要官员们将封爵作为一种异常尊贵的激励,那么这种措施就一定能极大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二是安定人心。对于朝堂中的官员来说,“丹书铁券”相当于一个“护心丸”,因为获得它就可以免罪,皇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笼络重要官员。
不过,整体上来说,勋爵的特权是一直处于缓慢减少状态下的。
比如在洪武朝,当时的宗室贵族以及功臣,虽然享有众多的特权,但与皇权统治发生冲突时则往往会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法律在此时失去了过去原本的功效,勋爵们即使享有“丹书铁券”作为免死特权,但其实他们的人身安全也一样得不到保障,否则朱元璋怎能滥杀功臣?
而到了后来,尤其是嘉靖帝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以前,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标准,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决定,甚至还会受到权臣、宦官的影响——如正德年间刘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虽然没有开疆阔土的功劳,但是因为曾经贿赂过刘瑾,与刘瑾关系交好,便直接被封为了武功伯。
另外,在免死特权方面也有减少,特别是嘉靖以后,皇帝在颁发“丹书铁券”的同时,相比于国初的时候大幅减少了免死次数,并且虽然得以免罪,但是也少不了被处罚——免死在有些时候真的只是免于一死了。
但不论如何,“丹书铁券”依然是“丹书铁券”,其效能还是巨大的。
武将手里拿着这玩意倒还无所谓,顶多就是战败的时候顶一顶,或者贪污、纵兵掠夺等事发之后拿出来顶一顶,确保脑袋不会搬家,其他大用没有。
但如果是文官手里有这东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书铁券之上一般会直接写明一些特权,比如“除谋逆不宥外,其余若犯,免尔本身一次,以酬尔功”。
武将犯罪以战败居多,通常对朝廷权力的更迭没什么关系,但文臣能犯什么大罪需要拿丹书铁券来免罪?那几乎无外乎政争引起的权力更迭了。
换句话说,高务实要是拿到一块丹书铁券,那就意味着申时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够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机会,这机会也几乎白给——把丹书铁券上缴就完事。
找高务实一次机会就已经难于登天,申时行到现在还没看见影,还指望找他两次致死的机会?所以张诚说“将来元辅想要动他,那可就比如今难上百倍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归根结底,在于武将并非掌权派,丹书铁券在他们手里也就那么回事;而文官是掌权派,拿着丹书铁券基本上相当于多了一条命,这就太难搞了。(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书铁券特权以后。)
正是因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启朝的时候,只手遮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望着如英国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嘉靖以后丹书铁券威力的明证。
因为它的作用其实已经不仅是免死,还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权力象征,使得“与国同休”真正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认同的思想,形成了惯例,拥有了惯性,而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
面对张诚如此直截了当的话,申时行沉默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道:“此次西北之乱由其所平已成事实,无法挽回,为今之计,只能竭尽所能,阻止其顺利封爵耳。不知秉笔可有妙计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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