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橫,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上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辅之先,若仍领铨务,则自所题行,自所拟票,驳正调停终为未便,是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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