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也就是说,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所谓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因此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论调,则是说朱元璋因为对肃贪格外严格,因此大多数功臣都因为犯了他忌讳而不得不死。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客观不少,也不是野史传说。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之时,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过一部诏令合集《武臣大诰》。
这部《武臣大诰》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非常明白浅显,通俗易懂。
这是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翰林院写就的圣意,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那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大明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
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统治的地步,也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所以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的前言中就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还真是,因为武臣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置若罔闻。
于是朱元璋又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这话当然不假,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自然感同身受。故此,他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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