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当时也是八柱国级别的门阀啊,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这个世家公子的名字里头?
那是因为李世民的“世民”绝非“世代为民”,它的本意是“经世济民”——济民啊,什么叫济?救济的济,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万民。
正因为“人”与“民”在古代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无论在《论语》还是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人”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人”指区别于万物的“人”,所有的“人”;狭义的“人”是指与“民”相对的“士”以上阶层的“贵族”。而“民”则是指除狭义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汉语中“诲”字从言,与“言语”有关,“教”从反“文”,与“武力”有关。孔子“诲”的对象是“人”,“诲”的内容是“知(智)”;“教”的对象是“民”,“教”的内容是“戎”与“战”。
搞明白这些就会发现,原来对于“人”,孔子主张“诲人不倦”,对于“民”,孔子则主张“不可使知之”。可见《论语》中“诲人”和“教民”的结构泾渭分明,孔子对此二者绝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于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掌控了社会话语权,并且用各种民本思想来限制和约束皇权,故而对于“民”的归属,他们也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说“教化万民”的时候,文人士大夫们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认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牵涉到利益,尤其是与皇权冲突的利益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态度就变了,认为自己是“民”——我连爵位都没有,官职也不能世袭,显然不属于“贵族”,那我凭什么不是“民”呢?
因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与我争利。这也正是历史上东林党认为收他们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基本思想来源。
至于你要问,那为何田赋又能收呢?嗯,因为田赋是历朝历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历史的惯性的,而且他东林党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赋,即便要交也交得极少,那当然没有问题。你要是跟东林党说以后官绅一体纳粮,你看东林党会有什么反应。
然而眼下摆在高务实面前的难题在于,东林党是利益集团的朝中代表,实学派难道就不是利益集团了?
显然不可能,实学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团这个窠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初以高拱为首的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党”性质,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于皇权而形成。
在高拱时代,实学派依靠皇权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话语权,但经过郭朴、张四维时代,实学派已然逐渐做大,此时又怎么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这时候大家发现,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个现成的门路,只要搭上这艘大船,利益就能确保——这艘大船就是京华。
依托高务实点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实学派官员逐渐进入“泛京华”体系,如果京华是一棵树的主干,那么他们就逐渐成为了枝和叶。
“师兄家中别院可有园丁?”高务实问道:“园丁剪除冗枝杂叶,是为了整棵树能够长得更加干高叶茂。”
吴兑眉头大皱,道:“那这些‘冗枝杂叶’你又打算如何处置呢?愚兄方才已经说过,你若弃而不用,只怕有的是人愿意收拢起来。”
高务实道:“岂能弃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说了么,去掉冗枝杂叶是为了主干更高——师兄,我们在江南地区要和那些人见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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