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会合后,先立刻向丰臣秀吉传报连环大捷,随后定下军计。
日军由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各领一军共四万人,太田一吉、竹中重利为监军,北上攻取公州;长宗我部元亲、锅岛直茂、吉川广家、池田秀氏、中川秀成划归左路,负责肃清忠清道及全罗道北部。
这一次日军卷土重来,同壬辰年一样进展迅速,势如破竹,而且比壬辰年表现得更为残忍。日军遵照丰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每到一处必屠杀乡民、割鼻代首作为打击朝鲜义兵的兵源基础,而工匠、儒生等则尽数收押,分批次押运回国。
全州军议过后,仅仅数日之内,忠清道便大半为日军所轻易占领,朝鲜王京汉阳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
南原、全州及全罗道、忠清道内各城的接连失守,使得朝鲜官军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宣告失败。尤其是金钟一不战而撤出全州,等于将全罗道全部拱手让于日军,使得忠清道内各地纷纷献降,连迟滞日军攻势都未能做到,这给朝鲜朝廷带去的震撼不亚于地震。
不过,如果站在高务实的角度而言,这金钟一的做法却是妙不可言,它大大加速了朝鲜崩溃的进程,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加速。
不过此时高务实却一时顾不上朝鲜这些事了,因为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动荡,随之发生了内阁的剧烈变化。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当年漕军骚乱说起。自戚继光受勋成为海宁伯,率部分禁卫军南下威压之后,漕军动乱迅速平息,数名首恶被严惩,而绝大多数人几乎没受波及,依旧继续过去的漕军生活。
然而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东厂、锦衣卫派出得力人手,对于漕军骚乱一事的起因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证,终于在吴逊(吴兑之子,京华宁波港负责人)的协助下查出一桩大案。
该案的历史背景要说起来那可真是说来话长,长话短说便是江南海商集团早和日本各路水军有深深的勾结(注:前文曾较为详细的说过明朝沿海海盗的来历,其中真倭部分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日本“水军”,即各路海盗,他们后来基本都被丰臣秀吉收编。),大明开海之后这些人也没有完全和这些日本“水军”切割,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做些见不得人的买卖。
鉴于京华两洋舰队迅速崛起,这些买卖早已从打家劫舍、骚扰沿海转变成了相对单纯的走私贸易。除了为避税而走私各种正常货物之外,生铁、硝石乃至制造甲胄的铁片、皮革等物,江南海商也照卖不误。
到了后来,由于京华对国内向其采购火炮、火枪一视同仁,江南海商还从京华手中购买了数量不少的轻重火器,而这些火器则有相当部分又被他们走私给了日本——无论是丰臣秀吉还是各路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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