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改善关系。九年四月贡,以表语不诚,却贡;接着五月却日本商人贡献。
这说明太祖的意图主要是建立官方外交关系,并不在于贡献方物。洪武十二年太祖接纳了日本国王良怀遣使贡献,似乎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次年,却发生了“日本国遣僧明悟、法助等来贡方物,无表,止持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之事。
这下子,朱元璋怒了。这一年十二月,太祖诏谕日本国王,曰:
“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兴忿。及元将终,英雄鼎峙,声教纷然。时朕控弦三十万,砺刃以观。未几,命大将军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载,戡定中原。
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否真实非。疑其然而往问,果较胜负于必然,实构隙于妄诞。
于戏!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奇甸,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殃乎!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诏谕中充满了指责,其中最重要的罪责莫过于“君臣非道,四扰邻邦”。于是,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印象深刻形成,难怪要却贡,也就是绝交了。
到洪武十四年,还是日本国王良怀,派遣僧人如瑶等贡方物即马,这一次太祖有两通以礼部名义给予日本的文书,并从此与日本断绝了交往。
这两通文书,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两通外交文书均以指责为主旨,标志了明朝与日本的官方交往的戛然而止。
尤其是后一通,在表达对于“日本君臣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的强烈不满的同时,表露了征伐之议在明廷的出现。然而此议却被太祖以“生民何罪”而否定。
虽然责问中明显带有以战争威吓的意味,但高务实后来查诸史籍,发现太祖仅是以语言威吓而已,并没有实际准备战事。
事实上,是太祖力排群臣征伐之议,采用了以外交手段断绝交往的做法。即使如此,太祖晚年所编《皇明祖训》中,仍将日本置于“不征”之国。这就证明太祖始终如一的以“不征”为外交既定国策。
朱元璋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就好比他对自己的继承人只认太子朱标,即便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也不肯让帝胄偏移,因此立了朱允炆为皇太孙。
同样的,他对不征之国的坚持也从他自己的坚持中得以印证,即便倭寇侵袭让他不堪其烦,但却始终不肯征伐,甚至将对日本的不征之国地位写进祖训,还要求后世子孙必须遵照执行,一字不易。
有明一朝很多事都坏在祖训上,虽然其中很多事实上已经被改动,但是要知道的是,那些改动大多都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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