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理以前说得多了,简单而言就是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内战,不希望看到任何内部混乱纷争,不希望原历史上最后一个主流民族建立的政权把力量内耗掉,然后输掉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直接冲突下的文明之争。
中华文明的利益,在高务实眼中远远大于他个人的一切利益,这是他作为一个新时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坚定不移的看法。
什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什么“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高务实根本不吃这一套。没有民族的崛起,没有国家的强大,鬼才在乎他这个小民!
那么多小国怀璧其罪,被大国拿一试管洗衣粉说打就打,原本蒸蒸日上的国家变成废墟,安居乐业的百姓变成难民,这个时候有个屁的小民尊严?
他们只是得到一句:“他们失去了一切,但他们得到了自由。”
当活下去都只能乞求别人喂狗一样的施舍,这样的自由要来何用?
没有繁荣富强的国家,就没有自尊自信的人民。世界一直如此,也永远如此。
因此,在高务实的选择中没有赵匡胤模式,因为他认为大明朝绝不具备如赵匡胤陈桥兵变一样,可以几乎和平交接国家大权的社会基础。
靖难之变朱棣可以成功,在社会层面的原因是他也姓朱,是朱元章的亲儿子,法理上也有一定的继位正当性;在朝廷体系层面是客观上朱允炆就是没了,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军事层面则是他以孤军竟然能打进南京,其余诸王都怂了,谁都不敢跟他跳。
这三个层面,是靖难之变能成功缺一不可的,而高务实假设真要复刻,顶多只能复刻第三点,但那完全不够,后续面临的一定是天下大乱。
即便他平定得再快,对国家而言也是一笔难以计算的沉没成本,更别提这样还会带来“得国不正”这么一个必然贯穿整个皇朝的永久DeBuff。
由此,高务实一直是希望将范蠡模式和郭子仪模式综合取用的,这就使得他一直以来都秉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该做的事情大张旗鼓、坦坦荡荡的做。
哪怕如当年军工改革这种看似颇为敏感的事,他也是先给高拱建议,然后自己公开呼吁,广泛拉拢利益契合方一道发力,最后才终于办成的。他会把好处、坏处都明明白白分析给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翊钧听,让朱翊钧再转达给隆庆帝,最终成于“圣断”。
而与此同时,高务实又严格遵循各种礼教道德,从来不搞什么“逾制”之举。就连他府里修建日新楼时,因为“古无此制”,他都是亲自去和皇帝商议诸如楼高几许、有无嵴兽之类的事,在得到皇帝的特许之后才开建,由此可见他的谨慎。
他此番回京事前已经都商量好了的,不是作为大军凯旋的回京,只是述职而已。既然只是述职,本来就不应该有“百官于城外相迎”这一出戏码,而现在不仅是百官相迎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而且司礼监偏偏还缺位,这自然会立刻引起高务实的警觉。
只一瞬间,他便想到几种可能。要么是“百官相迎”事发突然,司礼监那边——或者干脆就说皇帝那边来不及反应;要么是皇帝知道百官会去相迎,但故意没让司礼监的人同往。
看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事态更加严重——啊,事实上当然也的确很严重。不过高务实却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可轻忽,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人在故意给自己设套!
眼看着目瞪口呆的刘綎和董一元,高务实微微摇头,道:“恐怕有人要离间皇上与我之间的关系……好了好了,别愣着了,随我去见识见识这位国手的弈力如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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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确定了一件事,28号我老婆要去考一科注会科目。我家住城东南,她得去城西北考,因此估计是要我全程接送的,估计我还得一直在考点外面等着。所以28号的更新时间应该比较晚,很大概率在凌晨之后或者次日上午才能出得来……提前报备给读者诸君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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