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晴理解他话的意思,就说道:“显然不能。”
彭长宜接着刚才的话说道:“对呀,如果要他自己掏腰包请客,像这样的客人,他一个月接待两次就差不多工资就光了,再有,朱市长怎么认识的他们?他们家该不会要建个电厂吧?当然,也有基层心甘情愿招待的,因为有许多公务招待,是基层干部向上级展示政绩或者游说重要部门的无奈之举。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作为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种交际应酬,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久而久之,这种应酬,就以常规性工作方式的名义,扭曲了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没办法,大气候是这样,具体到基层干部个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你不这样,你就是另类。”
舒晴说:“你刚才说的对,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从出现这么多看似合理其实是违规的现象。改变这种现象,扭转社会风气,就只有依靠法制,依靠制度,当我们的社会秩序由人情向法制转化后,这种情况,就会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会都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后,基层乃至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或者较少出现一些不正之风了。”
彭长宜长长叹了一口气,没有表态。
舒晴扭头看着他,说道:“我说的不对吗?”
彭长宜嘴角向上一弯,露出一丝微笑,说道:“你说的对,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达到的,但是,凭我一个基层干部的经验看,没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改变不了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还得是我们真真正正地想改变,真真正正地想这么做。”
“有这么悲观吗?”舒晴问道。
彭长宜答道:“这可不是悲观,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认为这是悲观,那就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舒晴笑着说道:“呵呵,受教了。”
彭长宜忽然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掉进了舒晴为他设置的“套”中了。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与我本身的职位无关。”
舒晴笑了,说道:“我喜欢这样的畅所欲言,再次声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讨,绝不写成书面的文字。我一个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既然不能做女娲补天的大事,最起码也能做到杞人忧天吧,或者因为我也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吧。”
彭长宜不再那么抵触舒晴的论题,他说道:“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的角色。这一论断对中国而言尤为贴切。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也指出,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际决定着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得农村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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