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明初,便已经渐开奏请和赏赐土地之例,只是数量不大且未成为定制。
宣德以后,由于靖难之役和高煦叛乱的经验教训,朝廷对宗室的防范政策越来越严,各藩护卫军和兵权相继被削夺,在政治上便基本上是“徒拥虚名坐靡厚禄”。
各亲王、郡王在政治上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作为,所以便转而向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扩置庄业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的朝廷也乐于给各王府优厚的禄赐,从而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所以奏请之风渐盛,赏赐土地的数量亦逐渐加大。
在这样的形势下,早封王府利用特权以奏讨、纳献、侵占等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封诸王便在产业上向早封王府看齐,力图于就藩前后赶上或超过早封王府。
成化年间就藩的德、崇、吉、徽诸王请乞并得到钦准的土地数额已达数千顷,各王府兼并土地的步伐大大加快。
至嘉靖朝的景恭王朱载圳(就是和裕王时期的隆庆争宠的那位),以世宗的宠爱,利用之国之机,以奏讨手段获得四万顷土地及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不管当时的朝臣们如何反对抵制,嘉靖都没搭理,因此景王依然开了通过奏请大规模获得土地的先例。
眼下潞王乃是朱翊钧的唯一同母弟,朝野称之为“诸藩之首”,“诸藩观瞻”,论恩宠优渥,比景恭王朱载圳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务实记得,在原历史上潞王可不是现在就藩的,他在万历十七年时才正式就藩,同时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援景王之先例,奏请景王遗业。
朱翊钧对于潞王的奏请向来是有求必应的,这次当然也是如数准给,并令有关院、司、道、府从户部抄出原来景府庄田的数额转行各县,丈勘定界,议处应纳钱粮之数。
问题在于当初在景王之时,因奸民的混淆投献,徒张虚名,其名下产业之虚额己是甚大。时为黄陂知县的洪其道称:“先年景府奏讨,多有奸民投献,隐有民田在内。”
且从景藩国除至潞王之国,这中间已过去二十四年,原属景王的实数肯定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多。《明史》载:“已而景王之藩,病薨。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
景府的虚额原为四万顷,又于其国除后被徐阶“奏夺数万顷还之民”,说明基本上全部——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都还给了原来的业主,或田归佃种者纳课当差。
比如黄陂县,于景王薨后“田归民间”,历史上的万历九年,通过丈量土地之后,已经“悉入版籍”。说明原景藩的土地已入国家版册,田归民间纳税当差。
因此当潞王奏讨景王遗业之时,“院、司、道、府准户部抄出景府庄田等各项数目,转行本县丈勘定界。”而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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