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务的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对六部尚书的制衡。
另外,内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部官员有明显差异,内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拔为主,甚至因此曾选择部分新科进士与翰林院官员于内阁观政,作为阁臣的预备者。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即所谓观政进士是也——他们的共同特点其实并不是“进士”,而是“翰林”,绝没有不是翰林却做了观政进士的。
对此种情况,《明实录》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1404)左右,当时新科进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就文渊阁进其学”,最终三年考满之时,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时,“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锜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
文渊阁是阁臣入直办事之地,这两次进学实质是内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进行的,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王直曾长期在内阁撰写诏书,马愉、曹鼐在杨士奇、杨荣致仕后入阁预机务,可见当时内阁迁入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故正统年间陈循、高谷、苗衷、马愉、曹鼐以学士入,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入,则旧意犹存可考也”。16
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拔入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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