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的国家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西安晚报》2006年8月28日刊商子雍文《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毛ZD发怒发动“三反”欲遏制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的现象在国宴中表现十分明显，毛ZD对此有过相关批评，他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北京青年报》吴德广《国宴瘦身记》）建国初期，中共刚进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形势，如果说“铺张浪费”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但即使有毛ZD的严厉批评和中共“三反”、“五反”运动的打击，但都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

　　1950年代后中国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吃喝风”受到以毛ZD为代表中共高层的严厉批评，但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却效果不佳。

　　“三反”后部分干部仍热衷于大吃大喝

　　据已故《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回忆柯庆施的文章记载：“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据《世纪》杂志2011年第1期马达文《我了解的柯庆施》）从马达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柯庆施虽然相对廉洁，但部分领导干部却十分讲究排场，热衷于大吃大喝。

　　胡志明质疑中国的招待宴会太过铺张浪费

　　据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所写的《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一文记载，1950年代中国的大吃大喝现象可谓普遍：1953年胡志明曾与戴煌闲聊时婉转表达了对中国同志在招待宴请中的铺张浪费——“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到齐脖子了，厨房里还是照着菜单子大盘大碗地往上端，许多菜几乎又被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不是很浪费吗？

　　接待外宾后用剩余款项大吃大喝

　　戴煌在文章在还记录了他1956年接待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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